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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
[ 文章来源: 网络 | 作者: 佚名 | 发布时间: 2003-6-10 | 点击数: 35253 ]

凯伦.霍妮1885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家庭。1906年进入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191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霍妮先后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阿伯拉罕及弗洛伊德的虔诚信徒汉斯?萨奇斯,接受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1917年,霍妮发表了她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1918年霍妮成为一名精神分析临床医生。1920年到1932年间,她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任教,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多篇女性心理的论文。

1932年,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霍妮接受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弗兰兹?亚历山大的邀请,离开柏林来到美国,并担任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两年后,霍妮任职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该所任教并训练精神分析人员,创办诊断、开业行医。在此期间,她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宣传她的思想,直到1952年去世。

霍妮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无意识动机理论对无意识的重视和研究是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最大和最主要的贡献,他改变了在他之前的心理学研究仅仅研究人的意识范畴的局面,填补了心理学研究对象上的无意识领域方面的空白。但弗洛伊德娇枉过正,认为无意识是人的心理的根本动力,意识是无意识的附庸和陪衬。在这一点上,霍妮同弗洛伊德同出一辙。她与弗洛伊德一样,都认为人的意识及行为背后都潜藏着无意识的动机,这种无意识动机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霍妮曾说:“如果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大量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做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种基本的思想倾向,它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行为表现的各种方式,使这些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精神分析。”[1](P57)重视无意识的研究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主要特色,也是我们判断其是否为精神分析的主要依据。

第二,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的重视早期经历的思想 霍妮与弗洛伊德一样,非常重视童年经历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早期亲子间的关系。她认为,孩子从小生活在需要成人的温暖、关注和爱的环境中,这些需要的满足必须完全依赖他们的父母。因此,父母是否给予子女真正的温暖和爱,从根本上关系到儿童的心理发展。如果子女体验到了父母给予的温暖和爱,他就有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在儿童遭到挫折和面临困境时,也很少会产生不良的心理后果;反之,如果子女不能得到真正的温暖和爱,他便会失去安全感,从而埋下发生神经症人格的种子。父母缺乏对子女的温暖和爱或者给予子女虚假的温暖和爱,可以通过父母的态度或行为体现出来,儿童完全可以敏锐地感受到父母是否给予他们足够的温暖和爱,也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和爱是否真诚。父母不良的态度和行为会使儿童心中产生对父母的敌意,霍妮称之为基本敌意。但由于儿童的无助感、恐惧感、内疚感,他必须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这样儿童就会陷入既依赖父母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之中,压抑基本敌意的心理后果就会使儿童产生基本焦虑。敌意和焦虑都会投射、泛化到外部世界,使儿童觉得整个世界充满着危险和潜在的敌意,在这个世界中儿童深感自己内心的孤独、软弱、无助。霍妮指出:“这种对个体环境的敏锐反应,会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而是一种培植神经症的土壤。”

第三,霍妮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一些传统精神分析治疗技术 尽管霍妮对治疗目标、对人性的看法等方面与弗洛伊德有着巨大的区别,但霍妮在对她的神经症病人的治疗实践中,仍然主要采用的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一些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与技术,如自由联想,释梦,重视分析病人童年和早期生活经历等。

1923年至1935年间,霍妮共发表了19篇论述女性心理学的论文,她用临床分析、数据搜集等实证研究来检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女性发展的学说,并用严密的推理阐述自己的女性心理学观点,其中不少观点与弗洛伊德及传统精神分析学说不一致。这些早期的论文表现了年轻的霍妮敢于挑战权威的非凡勇气和她的研究才华。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心理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口腔期和肛门期,男女儿童在满足性本能的途径和方式上,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心理发展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但是当儿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前生殖器期时,女孩开始认识是男性女性器官的不同,并产生了强烈的阴茎羡慕和阴茎忌妒。由于缺少男性生殖器官使她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们会由此发展出永久性的自卑感和低劣感。女性成年以后的许多心理特点都是阴茎忌妒的直接后果,如女性的嫉妒心、缺乏公正性(由嫉妒男性而导致的)、虚荣心(对性器官劣势的补偿)、羞怯心(对性器官缺陷的掩饰)等等。而男孩由于担心被阉割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阉割焦虑,社会文明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阻止又加强了他们的阉割焦虑,压抑这种焦虑的结果是男孩接受了文明的要求,发展了超我,使本能得到了升华,并参与到文明的创造活动中。总之,弗洛伊德认为,女性的心理特点、人格发展都是由先天的生理解剖特点决定的,即“生物构造即命运”。

霍妮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是由生理构造所决定这一观点提出了怀疑,认为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及文化有关。尽管霍妮还没有清楚地意识社会文化与人们心理发展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从她对女性心理的探讨中,她已经得出了与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强调生物因素对心理的决定作用不同的结论。通过对女性的阉割情结、女性的男性气质情结、女性的性冷淡现象、女性的受虐狂倾向等问题所做的精神分析,她认为,女性身上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生理上的特点和生理结构尽管构成了女性心理特点的生理基础,但是,女性如何体验自身的生理特点,是深受其文化影响的。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生理构造即命运”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随着她越来越深刻地发掘自身的体验,越来越多地受到种种新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她开始逐渐地离开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

1937年和1939年,霍妮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精神分析新方法》先后出版。在这两本书中,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批判,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神经症的独特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霍妮引入了社会和文化因素来说明和解释人的心理和人的精神疾病,提出神经症的心理和文化的双重标准,并认为神经症的驱动力量不是先天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人际关系失调而导致的。《精神分析新方法》是霍妮系统批判精神分析理论的力作。在这本著作中,霍妮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到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和观点,对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自恋概念、女性心理、死亡本能、童年、移情、自我与本我、焦虑、超我等进行了质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两本书的出版,导致了她与弗洛伊德的彻底分裂。

纵观各个时期霍妮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霍妮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以下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

1.在理论定位上,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生物学定位,霍妮则代之以社会文化定位

霍妮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而忽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霍妮之所以强调文化的作用,不仅因为她在论述女性心理形成时已经开始思考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她在移民美国后的治疗实践中发现,美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性欲问题,而是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失业、房子、食品等问题,这些问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导致了人们的神经症。应用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理论显然解决不了当时的治疗问题,这使她认识到造成了们心理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生物本能,而是社会环境。同时,霍妮重视社会文化因素的倾向也是受了许多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一些文化取向较浓的精神分析学者的观点的影响,如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等。因此,霍妮说,“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轻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结论,而且极大地阻碍了对导致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那些真正力量的理解”

正是由于霍妮对弗洛伊德强调人的心理的生物学倾向这一基本前提和基本取向的批判,使她的理论和传统的精神分析发生了偏离,也正是由于她的理论的社会文化定位改变了整个精神分析的方向。

2.在神经症产生的动因问题上,弗洛伊德强调本能的压抑,而霍妮则强调人际关系的失调

2 l4 R/ M  B0 ( R6 z    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经症乃是由于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对性本能的压抑是神经症的动力核心,性本能的障碍是导致神经症的根本原因。神经症是个人的本能欲望与社会需求冲突的结果。但霍妮认为,个体欲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是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种冲突并不必然产生神经症。只有当这种冲突导致了焦虑,并且只有当要消除焦虑的企图导致了相互矛盾的防御倾向时,才产生神经症。她认为,由于个人的心理及性格倾向是由个体所处环境和文化造成的,因此,对神经症的起源也必须到环境中去寻找。神经症的最终根源是社会文化环境,而其中的人际关系障碍是造成神经症的关键因素和直接原因。

3.在对神经症的解释方法上,弗洛伊德采用的是历时方法,霍妮则是用共时方法

弗洛伊德是以历史的方法(或叫历时方法)来解释人的神经症。弗洛伊德以起源为本,用过去来解释现在。这一历史方法曾在19世纪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弗洛伊德生活在这种历时氛围中,深受其影响,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理论。到了20世纪,共时思想占主导地位,思想家们倾向于用共时方法,即以某种现象在现存体系范围内之功能来解释和说明这一现象。霍妮用来解释神经症的方法就是这一以结构为本的方法。她非常重视研究结构,认为某一心态的历史起源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心态,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关系。尽管这种性格结构是从过去演化而来的,但它此刻已经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我们最需要认识的是这种心态在构成现时性格结构中的功能。霍妮认为,弗洛伊德的这种历时解释方式是建立在机械精神观基础上的,它不仅过分简化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一方法看似在做深层分析,实则是十分狭隘的。

霍妮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机械进化论的思想,并阐述了她的非机械进化论观点。她的非进化论假定,现存事物的存在形式在开始时并不是以这种形态存在,但却是由先前阶段进化发展而来的。先前阶段的形态与现在的形态可能无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没有先前的形态,现在的形态就不可思议。弗洛伊德的观点是进化论的,但他在方法上却是机械论的,这种机械进化论是进化论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意指当今的表现形式不仅由过去决定,而且只包含过去;在进化进程中,真正新的东西不会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是原先的东西,只是形式变化了而已。”[2](P20)霍妮认为,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不可能只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或退化到原先阶段,今天的形态与先前的形态相比,不仅是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差异。机械进化论会导致用过去来解释现在的倾向,实际上是否定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质的差异。并且机械进化论的观点是公式化的,他认为,个体5岁以后在发展上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5岁以后的发展和经历只是过去的发展与经历的重复,这种观点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4.在神经症的治疗目标上,两人各有不同的理解

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是性本恶论。他认为,人的各种行为都是受无意识的本能所支配,而本能与社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人的神经症。本能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基本的和普遍存在的,而且原则上也解决不了这种矛盾。精神分析治疗就是帮助人们找出受压抑的本能及它与童年经历的联系,然后控制它,并把它疏导到为社会认可的活动中去。而霍妮的人性观是性本善论。她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建设性力量,它促使人们实现自身的潜力。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障碍(失调)导致了人的神经症,而神经症病人又凭借自身的神经症倾向的驱动发展过程,最终导致脱离真实自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就是“从内部束缚中解脱病,从而使他自由发展自己的最大潜能”[3](P11)。霍妮认为,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或者正常发展与要实际证明理想化自我的完美的驱力之间的冲突构成神经症病人主要的或核心的内心冲突,因此,帮助神经症病人认识其神经症倾向及其对神经症发展的影响,帮助他们寻回真实自我,使其建设性力量朝着实现自我的方面发展,是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

5.在传统精神分析的一些重要概念上,霍妮的理解也有别于弗洛伊德

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它是儿童对异性父母的性依恋,并妒嫉同性父母。由于社会禁忌的作用,儿童不得不压抑这种乱伦性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无处不在,比如在人际关系方面,儿童对父母的依恋、爱意、柔情及对父母的恐惧等,都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男孩对父亲、女孩对母亲的恭敬、顺从是性欲目标受阻而表现出来的被动同性恋或性爱虐倾向,对父母的违抗则是同心对同性恋欲望的抗争,对父母的恐惧则来源于害怕由于乱伦欲、违反禁忌而导致的惩罚,如被阉割、失去爱等。总之,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人际关系的最终基础是本能冲动,亲子关系的最终基础是俄狄浦斯情结。

霍妮充分肯定弗洛伊德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及其对以后人际关系的影响,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的一大功劳。但她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对父母的依恋是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的观点。她认为,亲子关系是环境的产物。一方面父母亲可能给孩子一些性刺激,如爱抚儿童,儿童对父母性刺激的反应可能导致对父母的依恋;另一方面,当儿童既依赖父母,又由于父母不尊重孩子、不公正、不讲信用、压制孩子、对孩子提出无理要求等方式而导致儿童对父母怀有敌意,而使孩子处于焦虑情境中时,为了克服焦虑,儿童会依赖父母中的一方,并以为这就是爱。这种由焦虑而产生的对情爱的需要,是神经质冲突的早期表现。从现象上看,它与弗洛伊德描述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致,即儿童狂热地依恋父母中的一方,并妒嫉另一方,但其动力结构却不是性,而是克服焦虑。弗洛伊德的乱伦性依恋的目标是得到爱,儿童一般会依恋引起爱或性欲的父母一方,但由焦虑引发的性依恋的目标是获得安全感,儿童会依恋更强大的父母一方。

总之,霍妮以她超人的勇气和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大无畏精神,对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修正,提出了她的社会文化的神经症理论。在对待传统精神分析的态度上,尽管霍妮受过正统的精神分析的训练,但她并不是简单地、盲目地照搬弗洛伊德的观点。她勤于思考,善于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重视人的本能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生物学研究取向,确定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取向,而这一取向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新精神分析)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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